上网除了上述对中学生的严重影响外,它的"破坏性"还不只如此,在我们的这次的调查中,看到了长时间的上网同学,由于眼睛的疲劳而引起近视的不在少数;而对于家庭经济收入不是很充裕的学生,上网成了一种经济负担,许多父母对此苦不堪言;有些虚假的信息可能永久留在学生的记忆中,导致平时的错误;许多学生沉迷于图像化,平面化,标准式的网络快餐文化,而导致了思考能力的不足……
可见,网络对于尚未成年的我们是有着一定的危害的,而且有时这种危害是致命的!
虽然网络对于中学生来说弊端有很多,但只要中学生用正确的目光和合理安排的上网时间,网络便成为了一种有益于青少年成长的工具.
据调查,有许多中学生使用互联网来查找资料,服务于学习,生活.许多同学表示自己喜欢到网上查找资料,因为网络资源流通迅速,丰富,简捷,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图书馆里,如此一来,同学们的眼光得到了空前的开阔.在被访问的对象中,认为自己因为通过网络而提高了开放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的人不在少数.同学们通过阅读网上大量的超文本信息,潜移默化地学习现代的发散性思维方法,懂得在处理复杂事物时必须考虑它与周围事物的种种联系,从而改变传统线性思维固有的死板和狭隘.网络还使中学生对世界的认识大大超出他们所能直接体验的生存世界,许多同学认为网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它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增加了信息量.
而网络游戏也并非是害人的利刃.适当的娱乐,放松学生的学习压力不说,它让同学们更加公平的进入游戏,进入社会,它让同学们看到了社会的光暗两面,同时它也在告诉同学们以后的社会生活就像这游戏,你只能通过勤奋工作,奋力拼搏,才能成为人才.
再说说网吧,其实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合法经营的网吧,如果没有它们,中学生的上网率不会有这么高.从调查中我们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多数中学生是通过网吧认识网络的.网吧为中学生提供了一种廉价的上网解决方式,它让更多的中学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它也成为了补充中学生课余活动的一种场所,给中学生多一个选择,多一份自由.
原发信息:《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成瘾似乎成为一个描写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标准词语,被社会舆论广泛接受。然而从截至目前的网瘾医学化实践来看,问题依然存在,并愈演愈烈。各地建立起来的网瘾学校非但没有“治愈”这些所谓“有问题的”年轻人,反而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道德舆论漩涡中。因此,成瘾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指向,需要重新被思考和界定。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成瘾概念流行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从中反思当下青少年网络成瘾话语建构背后各种因素的纠缠,这或许会为处于焦虑之中的家长及社会提供更加理性和冷静的视角。
一、人类学理解成瘾的三种模型
关于成瘾(Addiction)的研究,从部落时代的嗜酒习俗,到都市社会的瘾君子,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药物依赖,人类学对不同文化中的成瘾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文化阐释,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纳,大致可以总结出人类学理解成瘾的3种基本模型。
Heath的文化模型后来被人类学家广泛接受。他认为,将饮酒同“问题”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身体的、经济的、心理的以及人际的角度,在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中很罕见。大多数后来关于酒精消费的研究结果,也多数是将其与文化因素关联,而并非简单的药物生物学因素。虽然从现代生物学角度来看,酒精的确是一种化学成分,然而从文化模型出发,理解重度酒瘾的关键因素,是群体对其赋予的文化意义,包括“社区团结”“身份认同”“新的社会地位的识别”“获得和成功”“怀旧记忆”“敬爱亲人”“热情好客”“悼念逝者”“群队工作的开端”“交换”“文化庆典”“亲密关系”“乐趣”“健康”“宗教体验”“展望未来”。Ngokwey发现,喀麦隆的Lele人通过围绕棕榈酒的规则和实践,来重建文化价值以及分类。例如,Lele人社区感的建立和加强,是通过在男性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老人及生病人之间共享棕榈酒的实践来完成的。将酒作为加强社区内部团结的媒介,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经典的话题。人类学对于酒及成瘾问题的研究,最大贡献在于,通过民族志资料,解释清楚了人类行为同酒及成瘾之间的文化关系。即人在醉酒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并不是站在道德判断以及社会良知高点上文化精英所说的“酒精作用下的失范和越轨”,而是社会通过塑造和传授的方式,给予成员的一种关于“烂醉如泥”的文化规范。
当然也有人反对将酗酒和成瘾过度美化的泛文化相对主义论调,认为人类学家严重低估了由于重度酒精消费所引发的,人的身体问题及相应的社会问题。Room将人类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归咎于跨学科文献综述能力的缺失、跨文化语境下成瘾概念的模糊属性。同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从事酒精成瘾研究的人类学家,出生于酒精消费习以为常的时代,因此并不将其看作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将文化模型作为人类学理解成瘾的核心框架,人类学家们也并不是对工业化时代,由于酒精消费所引起的各种诸如扰乱社会秩序、人的生理功能失调问题视而不见。John和Irma Honigmann在加拿大弗罗比舍贝调查的因纽特人中,就存在严重的因重度饮酒而导致的个人和社会问题。
布儒瓦在其《生命的尊严》中,通过对纽约和旧金山瘾君子艰难生活的田野描述,讨论了苦难和极端贫困的社会产生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造成和维持了愈发扩大的贫富差距。例如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让穷人更加窘迫的税制改革等等)的实施,往往会对富人区的人更加有利。在这种结构化的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下,人类学家使用“社会苦难”,来表示由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分配所带来的贫穷个体的遭遇,及由此带来的广泛社会问题。换句话说,社会苦难指的是,处于权力关系末端的那些贫弱的个体所遭受的在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生活经历上的苦难。
医学人类学认为,社会不公往往成为瘾性实践的重要社会原因。瘾君子的生命历程经常会陷入一个恶化的循环过程中,由于不公平所带来的社会迫力,会导致作为“自我诊疗”瘾性行为的社会污名化以及自我价值的摧毁,他们会加剧毒品的消费以缓解这种社会和心理情绪。当然吸毒者自身很清楚毒品带来的危害,然而毒品的吸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精神的解脱,短暂地让他们从社会苦难中逃离出来。
在关于中国当下青少年互联网过度使用的问题上,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似乎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些舆论导向的所谓“成瘾”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首先,网络游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数字原住民”们日常交往的必要方式,游戏化的社交已经在该群体中司空见惯,文化模型解释了青少年如何将网络游戏看作是社交、体验和认同的重要窗口。其次,生活方式模型则从亚群体的内部视角,理解青少年是如何看待游戏及其更加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与功能。对于生活方式模型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媒体中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刻板印象,呈现更加主位的视角。最后的自我疗愈模型,是从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视角,理解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所面临的学习、家庭和社会环境,描述家长、学校、社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观点,并就此问题进行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建构论的讨论和反思。
2018年,中山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研究院开展了一项旨在理解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课题研究,希望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真实呈现贵州和广州两地初中二年级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此次课题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 600份,围绕网游成瘾话题,希望能够借助相关问题和数据,对成瘾概念的社会建构提供一种解读的视角。
二、关于“沉迷”:家长和青少年的行为和态度差异呈现
(一)学习至上:成瘾的家长诊断
(二)成瘾话语在家长中的弥散:舆论媒体推波助澜
(三)成瘾的自我感知:青少年对于成瘾意识与家长的鲜明反差
在关于青少年自己对于网络游戏成瘾态度量表的测试中,结果呈现出和家长对成瘾的恐慌不同的态度。问卷设计了10余个问题,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态度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呈现出相当积极的意义。例如,在问到是否因为游戏而耽误了学习时,有25.31%的同学表示经常出现,而74.69%则表示并不会经常出现此种现象。同样的,在问到是否因为玩游戏而错过和朋友或同学碰面或聚会,则有88.29%的同学表示并不会经常这样,仅有11.71%的同学说会经常这样。而这个答案,也印证了上面有关玩游戏增加了同学之间交往的说法。可见,互联网的确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然而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并没有想象中地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中多数,还是可以自觉地平衡生活中的其他事项与网络活动的关系。
三、互联网与青少年对自主权的追求
其实,关于如何防止家中的青少年过度使用互联网或沉迷游戏,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受到过数字化训练的中国家长,在面对数字教养比他们高的孩子接触互联网时,往往表现出过度的焦虑。互联网被想象成为一个风险放大器,家长会想象一旦孩子接触互联网,就会被网络霸凌、性以及暴力游戏等负面的内容影响,进而沉迷。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倡今天的家长在通过接触和学习提升网络素养以外,也的确需要一个更权威的外部机构,帮助家长进行信息筛选和梳理,提供更权威的指引,为家长提供合理的参考。焦虑的缓解,有助于在家长和未成年人之间培养出更加理性及合作的亲子关系,而这种合作的亲子关系,正是破解当下数字时代中国家长网络沉迷焦虑的最根本方法。
从学校和社会的层面看,问卷调查中的年轻人,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常化而成长起来的。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互相关联,并讨论相关属于他们自己的话题。而且在问卷调查中,通过对学校负责人的访谈也了解到,作为学校是如何想方设法地“保护”这些孩子,却因此忽视了互联网学习的益处。我们在贵阳的学校了解到,学校的计算机机房除了上课以外,决不允许学生使用网络及玩游戏,并且对计算机中的软件实行严格的控制,每次关机后重新开机,电脑就会被重新格式化,完全不留任何网络使用痕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今天,学校对于互联网的态度依旧是防御性的,他们把互联网看作是必须要被控制的“问题”,而非可以被开发利用的资源。当笔者私下访谈一位学校的教师时,他说自己也感觉学校在处理互联网问题时非常矛盾,一方面作为教师他必须考虑自己的身份角色,作为教师的责任,他必须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进行管理和规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同学生一样的网络使用者,他也深感互联网在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学校而言更加具有自主权的空间。他很困惑,二者之间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因此,从上述学校和教师的访谈内容中,笔者发现,因为害怕技术和文化变革可能引发的道德恐慌,学校以及多数的成年人开始选择关闭那些对于青少年来说意义重大的机会之门。
四、结语:治愈“网络沉迷”——成人视角下的权力欲望
拉图尔关于人和枪的关系讨论,同样适用于描述青少年和网络游戏的关系,游戏不是重点,青少年和游戏发生的关系才是。玩了网络游戏,青少年就变了。青少年的社会角色由于“错误”地与网络游戏发生了关联,开始变成了沉迷游戏的问题少年。这种“失范”,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社会都不能够容忍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矫正措施将他们重新拉回到正轨。中央民族韩俊红提到的“失范行为的医学化”,就是这样被社会成员普遍接纳并实践的。网瘾最初由青少年网民的家长们加以认定,当家庭层面的种种社会控制努力悉数宣告失败之后,家长们为了遏制孩子的上网行为,开始寻求另一种权威系统,即医学力量的帮助。随着医学力量的正式介入,网络成瘾的社会干预,迈向了初始医学化进程。同样,网络游戏由于被青少年玩了,就被污名化为新型的精神鸦片,变成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学习成绩下降、家庭关系疏远、人生变得无意义的原罪。作为产业化的游戏,为获取利润而进行成瘾设计本无可厚非,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青少年,通过游戏化的方式进行社交,同更大的世界发生联通也并无问题。恰恰是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的关系,改变了二者原本的文化和社会属性,网络游戏背负上了毒害青少年的社会污名,青少年也由此成为需要被规训和控制的网瘾少年。人民网2018年6月19日一篇《今天起,“游戏成瘾”被列入精神疾病!》的文章,又将关于网瘾及其医学化的合法性向前推进。文中说,世卫组织将在今年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加入“游戏成瘾”(Gaming Disorder),并列为精神疾病。解放军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也是中国游戏成瘾医学化的重要推手表示,15~19岁是最容易出现游戏成瘾年龄段,而将游戏成瘾医学化的好处就是,“打击社会上鱼龙混杂的网瘾戒断机构”,由医疗机构进行诊治,可以挽救一大批青少年,有助于降低犯罪率,减轻社会负担。
搜索标签:
本站关键词:宁夏孩子厌学教育学校,宁夏封闭式学校,宁夏孩子管教学校,宁夏少年封闭式学校,宁夏青少年管教学校,宁夏青少年特训学校,宁夏青少年教育学校,宁夏戒网瘾学校,宁夏军事化管理学校,宁夏青少年行为矫正学校,宁夏青少年叛逆学校,宁夏叛逆孩子学校
Copyright © 2012-2024 宁夏叛逆孩子学校 版权所有 lCP备案号: 鄂ICP备2024079674号-10
网站地图 SITEMAP.XML
网站地图 SITEMAP.HTML
TAG标签 非商用版本